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狱中血书序
我早先并不相信文字会获罪。
少年时候读书，总以为天下的是非，纵不能立刻分明，终究还是有一个理路在。后来读了些自然科学，知道宇宙原是不大讲情面的：恒星会毁灭，文明会坍缩，人类也不过是亿万年尘埃中一瞬的闪光。于是便又觉得，人世间种种争执，大约总应容得下一点讨论，一点怀疑，一点不同。
那时我还不知道，有些地方，是连“怀疑”也会被当作罪证的。
后来学通信，研究复杂网络，久而久之，便越发觉得现代世界其实像一张极大的蛛网，消息、情绪、欲望、恐惧，都在里面乱窜。一个人原不过是网上极小的一粒灰尘，被风吹着滚来滚去罢了。谁能想到，有一天，竟有人告诉我：这一粒灰尘，足以搅乱天地。
起初我也诧异。
我不过转发了几篇文章，保存了几张图片，说了几句牢骚话。像千万普通人一样，在深夜里看见些不平之事，于是顺手一点。倘在从前，大约不过算作茶余闲谈；即便放在如今，也不过是无边信息洪流中的几滴脏水罢了。
但后来他们告诉我：这不是闲谈，这是“寻衅滋事”。
我起初不懂。
后来又告诉我：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这些话“可能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”。
这便更使我困惑。
因为我研究了半生系统，知道一个真正庞大的系统，断不会因为几句牢骚便轰然倾塌。若果真如此，则问题原也不在那几句话，而在于系统本身早已朽坏如枯木，不过等着最后一只乌鸦落下罢了。
但他们不听这些。
他们喜欢简单的因果。
譬如： 你发了， 于是乱了。
仿佛洪水是因为一滴雨，雪崩是因为一粒沙。
我于是忽然明白：他们并不是在寻找原因，而是在寻找一个可以被命名、被钉住、被审判的人。
倘没有这样一个人，他们便无法解释那弥漫在人群中的焦躁、愤怒与空虚。于是，许多复杂的东西，终于被压缩成一纸起诉书上的几行字。
我有时也想：是不是我错了？
是不是人原本就不该说话？
是不是所谓“公共秩序”，便是一种只能赞美、不能怀疑的静默？
但后来我在铁窗下，渐渐看见另一种东西。
我看见许多人，他们并不真正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话，却仍旧重复；并不真正仇恨谁，却仍旧跟着喊打；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危险，却本能地惧怕不同声音。于是人人都沉默，人人又都彼此监视。久而久之，沉默竟成了一种美德。
这使我想起从前读史时见过的一些古人。
他们有的因诗获罪，有的因议论获罪，有的甚至因沉默获罪。最初我总疑心史书写得太过夸张，如今才知道，原来时代虽然换了机器、换了网络、换了屏幕，但有些东西，竟还是旧的。
旧得发黑。
我于是又想起医学。
少年时有人说，医者可以救人。我后来才知道，真正病重的，常不是肉体，而是精神。肉体腐烂，尚且知道疼；精神若渐渐麻木，却连疼也不会了。
最可怕的并不是暴怒，而是习惯。
习惯于沉默， 习惯于服从， 习惯于把一切荒唐都当作自然。
到那时候，人便不像人，只像一群彼此取暖而又彼此吞食的影子。
所以我终于写下这些东西。
并非因为我相信它们能改变什么。
铁门仍旧会关上，判决仍旧会落下，许多人看见这些字，大约也不过冷笑一声，或者干脆划过去罢了。
但我总觉得，一个人若连怀疑都不敢怀疑，连说话都怕出声音，那么即使活着，也不过是会呼吸的沉默。
倘这沉默终究无法打破，那么至少，也该留下几点血痕。
让后来的人知道：
曾经有人，在黑暗里，并不甘心完全闭嘴。
为了忘却的纪念
我总疑心近来是颇有些健忘了。譬如去年、前年，甚至更早一点的时候，我还常常记得一些人的名字，一些事，一些深夜里忽然传来的消息；后来便渐渐淡薄下去，如同旧纸上的字迹，被潮气慢慢洇开。然而有些东西，却偏偏不能忘。越想忘，越时时浮上来，仿佛铁锈从墙缝里一点点渗出，擦不净，也盖不住。
陈京元博士的事情，大约便属于这一类。
我并不曾见过他。最初知道这名字，不过因为网上零零碎碎传来一些议论：说他是学通信与网络的博士，又说他喜欢研究复杂系统、信息传播，还说他因为转发、评论了一些东西，被以“寻衅滋事”论罪。这样的事，在这些年里原也并不少见，所以起初我并不十分在意。因为看得太多，人是容易疲倦的。今天封掉一个账号，明天带走一个人，后天又出来一份措辞整齐的通报。起初人们还愤怒，后来便只是叹气，再后来，连叹气也省了。
然而后来，我却渐渐记住了这个名字。
并不是因为案件本身有多么惊天动地。恰恰相反，它太平常了。平常到仿佛一粒沙落进河里，没有声音。一个人，在网络上说了些话，转了些文章，于是便被认定“严重扰乱公共秩序”。这样的句式，如今已经熟练得像流水线上的模具，只需换几个名字，便又是一份新的卷宗。
但也正因为太熟练，才使人觉得寒冷。
我后来读到一些关于他的辩解。大意是说：现代网络传播是复杂系统，单个边缘节点难以造成系统性后果；又说信息扩散具有高度非线性，社会舆情并不能简单归责于某个普通个体。这样的语言，在法庭上大约是显得有些异样的。因为法庭喜欢简单的东西：谁说了，谁做了，于是便怎样了。像算盘珠子一样，一拨，便得出一个整齐的结果。
可是现实世界原并不这样整齐。
洪水不是由一滴雨造成的，雪崩也不是因为最后一片雪花。真正危险的，常常是那些长期积累却无人肯说的裂缝。然而人们又总喜欢寻找一个具体的人，仿佛只要把他钉住，整个世界便可以重新安稳。于是复杂的问题，被压缩成一种简单的道德戏剧：有人“造谣”，有人“维稳”；有人“扰乱秩序”，有人“恢复秩序”。至于那些更深的东西——恐惧、压抑、沉默、愤怒——却被故意遗忘了。
我有时觉得，这倒很像旧时候的“示众”。
并不一定因为那人犯了多么大的罪，而是因为总需要有一个人被推出来，使众人知道：有些话是不该说的。
然而最可怕的，却还不在这里。
最可怕的是，人们渐渐已经不再惊异。
起初还有人辩论，有人追问；后来便只剩下几句轻飘飘的话：“不要碰这些。”“他太冲动了。”“现在环境就是这样。”仿佛一切都很自然。久而久之，人便学会了一种新的生存术：把怀疑藏起来，把愤怒咽下去，把语言磨平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锋利的话是危险的。
于是，真正先死去的，往往不是人，而是说话的能力。
我想起许多年前，也曾有人因为写诗、办刊物、谈思想而被捕，被杀。那时候总以为，时代总会往前走，机器会更新，街道会明亮，知识会增多，人心也许终于会宽一点。如今看来，街上的霓虹确实更多了，屏幕也更亮了，但有些阴影，却还是旧的。甚至因为包裹着更新的技术，反而显得更安静，也更不容易察觉。
从前是纸张和油墨，现在是数据与算法；从前是巡捕和密探，现在是关键词与后台记录。然而有一点却并没有变：人依旧害怕不同的声音。
尤其害怕那些还愿意思考的人。
因为一个真正思考的人，总难免要追问：为什么？凭什么？是不是还可以有别的解释？而这些问题，一旦问出来，便已经使某些东西不安了。
所以我后来终于明白，陈京元案真正令人不安的，也许并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。
它更像一种象征。
象征着：在一个越来越庞大、越来越精密的信息社会里，知识本身也开始变得危险。尤其当知识不再只是替权力修辞，而开始试图解释社会、质疑因果、讨论系统的时候，它便可能忽然从“学问”变成“风险”。
于是，一个研究复杂网络的人，终于也被卷进了现实世界更复杂的网络里。
而这网络，是带铁丝的。
我现在写下这些，也并不以为能留下些什么。因为这些年，我已经见过太多东西迅速消失：文章删掉了，名字屏蔽了，昨日还热闹的议论，今天便像从未存在过。遗忘正在变成一种制度化的能力。人们被训练着迅速翻页，迅速沉默，迅速开始下一轮生活。
然而有时我又想，也许总该有人记得。
记得曾经有一个人，不过说了一些话，讨论了一些问题，便被认定危险；记得曾经有一些知识，原本是为了理解世界，却终于被世界所惩罚；记得曾经有一些人，在越来越沉重的空气里，仍旧想把一句话说完整。
倘若这些也终于都被忘却，那么将来的人，大约连自己为什么沉默，也不会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