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狱中血书序
我的面前，是两叠纸。一叠是雪白的诉状，纸上印着铅字规矩的方格；另一叠是皱的，边缘沾着些褐色的斑——那原是红的。看守说这是“供状”，我提笔时，却总觉得是在写别样的东西。
这四壁是灰的，灰得教人疑心外头的天从来便是这个颜色。偶尔有极细的光从高窗的铁栏间漏下，落在纸上，竟像一把碎了的尺，量不出长短，只冷冷地躺着。我便在这光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。墨是黑的，纸是白的，我的血滴下去，便成了第三种颜色——他们说这是罪证，我却觉得，这大约是唯一真确的印记了。
我从前是爱看星的。在实验室的楼顶，用望远镜窥探亿万光年外的微光。那些光，有的启程于秦汉，有的湮灭在昨日，它们不言不语，只依着天定的轨迹走。我想，人世间的道理也该是这样——万物皆有度数，因果自有绳墨。于是我便用这般心思，去量那网上的言语，去测那转发的波澜。我说：这是“无标度网络”，那是“临界阈值”；我说蝴蝶的翅颤，掀不动昆仑的雪。我将算式列了满纸，像祭坛上摆的牲醴，恭敬地奉予那叫做“理性”的神。
神没有言语。只有惊堂木的响，脆生生地，将我的算式劈作两半。一半叫“明知”，一半叫“混乱”。那官儿指着我说：“你既读多了书，怎不知雷霆雨露，皆是天恩？”
我这才恍惚记起少时的事。故乡的祠堂里也有这般声响，族长将拐杖顿地，阶下跪着的人便瑟瑟地抖。那时我挤在人堆里看，只觉得那被绑着的人背上，似乎有字——不是墨写的，是血渗出来的，曲曲弯弯，像些蚯蚓。如今轮到我跪着了，背上却光洁得很。原来蚯蚓都钻到了心里，在心室壁上，一笔一划地刻：“我自知无罪，奈何以罪治我？”
昨夜竟梦见了藤野先生。他还在仙台的解剖室里，指着显微镜问我：“你看这细胞，可分得清哪是忠的，哪是奸的？”我答不出，他便叹一口气，用解剖刀轻轻一挑——细胞倏地散了，原来只是一滴墨，在清水里泅出个狰狞的形状来。醒来时，铁窗上正凝着露，一颗颗坠下，像天的泪，又像谁碎了的眼珠子。
同监的有个后生，才十九岁，因为唱了支曲。他常蜷在墙角，用指甲在水泥地上划字，划了又抹平。我问他写什么，他眼睛空空的：“记性不好，怕忘了自家的名字。”我忽然觉得冷——这屋子里的每个人，都在用血写自己的名字，只是有的写在纸上，有的写在地上，更多的，写在虚空里，风一过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
可是总要写下去。就像地火在岩下奔突，总要有裂缝；就像种子在冻土里胀裂，总要有微响。我的血不够热了，墨也常冻住，我便呵气，看白雾在纸上晕开，像给那些算式、那些网络图蒙上一层纱。纱后头，仿佛有无数的人影，也在呵气，也在写——有的在竹简上刻，有的在绢帛上绣，有的在显示屏上敲。他们的血，从指缝渗出来，滴成一条暗红的河，沉默地流着，从“腹诽”的汉代，流过“文字狱”的清代，一直流到这间囚室的墙角，洇湿了我写坏的那一页纸。
也罢。既然这屋子本没有窗，我便在心上凿一个罢。让光透进来，照见这纸上的血，是红的；照见那判决书上的印，也是红的。两样的红，在将来的某一天，总要教人分个明白。
倘将来真有人翻到这叠纸——不必叹息，也不必掉泪。只愿你用手掂一掂，是纸重，还是血重；是用墨定的罪重，还是用血写的真重。倘若竟觉得一般重，你便放下纸，抬眼看看窗外罢：那天光，是否还像我今夜所见的一般，灰得像是从未亮过，又像是永远不会再黑下去了。
铁窗外，巡夜的灯扫过来了。光柱劈开黑暗，像一把生锈的刀，将我的影子钉在墙上。影子很淡，淡得快要化进灰里——可它到底还在那儿。
我于是提笔，在最后一页，慢慢地画了一个圆。不很圆，倒像颗不肯闭上的眼。墨迹未干时，我咬破食指，在那瞳仁的位置，重重地按了一点红。
这一点红，大约是烧不尽的。
为了忘却的纪念
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，来记念陈京元博士。这并非为了别的，只因为两年以来，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，至今没有停止。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，将悲哀摆脱，给自己轻松一下，照直说，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。
两年前的此时，即二零二一年秋天的某一夜，我翻墙看着推特，忽然接到朋友发来的消息：”陈京元被捕了。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司法的，然而还不料，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。
我认识陈君，是三年前在学术会议上。他戴着金丝眼镜，说话时总微微笑着，手指在空气里划着量子力学的公式。后来常见他在推特转发些海外学人的讨论，偶尔也存些美国使署的公文，态度很认真，像是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。谁料到这竟成了罪证呢？
昆明法院的判决书我是看过的：”高学历应明辨是非””转发属于明知故犯”，这些字眼看得人浑身发冷。我想起民国时审查官删节文章的红笔，现在进化成了法官的判决书，果然时代是在进步的。
陈君在狱中咬指写血书的事，是从旁听席传出的。据说他要求自辩，被法警喝止”只需回答是或不是”，于是只能将罪名写在囚衣上。这件血衣现在何处？许是当作”犯罪证据”封存了罢。中国从不缺少封存的血衣，从秋瑾到闻一多，如今又添一件。
忽然想起十多年前的彭宇案，那时舆论尚能公开议论司法不公。而今陈博士的案件，网上竟搜不到只言片语，可见”法治进步”之神速。所谓”全面依法治国”，原是这样的”全面”法。
要写下去，在中国的现在，还是没有写处的。年青时读向子期《思旧赋》，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。然而，现在我懂得了。
不是年轻的为年老的写记念，而在这三十年中，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，层层淤积起来，将我埋得不能呼吸。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，写几句文章，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，自己延口残喘，这是怎样的世界呢。
夜正长，路也正长，我不如忘却，不说的好罢。但我知道，即使不是我，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，再说他们的时候的。
寒夜未央
今夜，我翻开一卷奇异的书。书页是判决书的格式，字里行间却洇着些别的墨迹，像冬日呵在玻璃上的雾，缓缓凝成冰花。我本已决定不再看这些了，正如人们劝我的：忘却罢。但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，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。
这案件离现在已两年有余，其中新事，于我却不生什么关系。只是前日整理旧稿，从故纸堆中飘落一页网络拓印，上面是些方程式和曲线，密密地爬着，像困在网里的蝶。我认得那笔迹，是陈君的。他曾是惯用这些符号与世界交谈的。
我早想写一点文字，来记念几个被遗忘的姓名。这并非为了别的，只因为两年以来，悲愤总时时来袭我的心，至今没有停止。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，将悲哀摆脱，给自己轻松一下，照直说，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。
一
我与陈君相识，是在虚拟的海里。那时他常在夜深时浮出水面，用方程式作舟，载着些星斗般的文字。他的文章里总透着实验室的气味——不是福尔马林的刺鼻，是数学与逻辑蒸馏后的清冽。有人赞他清醒，有人笑他迂阔，他全不在意，只将数据像标本般钉在网页上，说：“看罢，规律就在这里。”
后来风暴来了。海上起了一种新的浪，唤作“谣言”的，说是沾着便要沉船的。陈君却还划着他的小舟，去捞那些漂流的文字。我曾隐晦地劝他：“海上风大。”他只回我一张图：正弦曲线在坐标系里安稳地起伏，底下注着拉丁文“Datum”（数据）。我于是知道，他是相信规律胜过相信浪的。
二
我第一次看见判决书时，正坐在南窗下喝新沏的茶。茶气袅袅里，那些字句便活过来，在雾气中列队：
“……被告人陈京元……在信息网络上散布……明知是虚假信息……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……”
茶凉了，我也没有喝。忽然想起他早先文章里的话：“在社会这个动力系统中，单个节点的扰动函数趋近于无穷小。”这话现在读来，竟像谶语了。他计算了无穷小，却没有计算一种叫作“罪”的变量。这变量没有公式，只在判决书里生长，像培养皿里失控的菌。
三
听说他在庭上依然用公式辩护。法官问：“你可知罪？”他答：“根据信息扩散模型……”旁听席上有轻笑，像石子投入深井。那些抛物线、概率分布、网络拓扑图，在法庭的水磨石地上碎成粉末。最后只剩下两个词：“明知”与“混乱”。
他后来在自辩书里写：“我愿将血涂在算纸上，看它能否解出这题。”这话使我想起秋瑾的就义诗，但秋瑾用的是剑与血，他用的是笔与逻辑。都一般地，碎在铁幕前了。
四
二月最是春寒时节。友人从南国寄来一包新茶，附信说：“此茶性寒，可清心火。”我泡了，看蜷曲的叶子在沸水里舒展，忽然觉得陈君也像这叶——在系统的沸水里，他那些方程式舒展成认罪书上的指纹，那些数据沉淀作量刑的砝码。
前些天路过大学城，看见图书馆的灯还亮着，像睁着的眼。忽然记起他说过：“每盏灯下，都该有个自由做梦的人。”现在他梦里的公式，都化作铁窗上的霜花了吧。那些霜花，在晨光里是会化成水的，但他的公式，大约要凝成永久了。
五
不是所有的事都需要纪念。有些事，应该让它在遗忘里发酵，直到长出新的记忆。但陈君这件事，却像扎在指尖的刺，不显眼，却总在握笔时提醒它的存在。
夜正长，路也正长。那些公式或许会褪色，那些数据或许会过时，但那个在法庭上讲述“边缘节点”和“鲁棒性”的声音，大约还会在某个地方响着罢。它不再是为了说服谁，只是证明曾经有人在系统里，认真地计算过自由传播的路径。
我放下这卷奇异的书。天快要亮了，玻璃上的冰花正化成水，一道一道流下来，像谁在无声地哭泣。我忽然明白，有些温度，是连最精密的仪器也测不出的。
但我要说，寒夜终会过去的。纵使今夜依旧漫长，纵使还有无数个相似的夜——那最初点亮灯的人，他的影子，已印在每一个守夜人的窗上了。
附记
写完这些，天已微明。街上传来扫帚划地的声音，沙沙的，像在擦拭这个城市昨夜的梦。我将稿纸折好，放进抽屉最深处。那里还躺着许多类似的纸片，有的写着诗，有的画着看不懂的符号，有的只是空白。
它们都在等待同一种东西——不是赦免，不是平反，是理解。哪怕这理解，要等到所有的公式都失效，所有的法律都重写，所有的夜都变成昼。
那时，或许会有人在晨光里翻开这些发黄的纸，轻轻说：
“原来寒夜里，真的有人睁着眼到天亮。”
原来天亮，从来不是太阳的恩赐，是无数不眠的眼，用目光一点一点燃出来的。